| 常识 | 吕祖谦 |
| 释义 | 吕祖谦（1137—1181）南宋寿州（治今安徽凤台）人，字伯恭，其祖吕好问封东莱郡侯，学者称东莱先生。初荫补入官，后举隆兴进士，又中博学宏词科。历太学博士，官至著作郎兼国史院编修、实录院检讨。谓“国仇未雪，民力殚尽”，“百弊俱极”（《东莱文集·淳熙四年论断札子二道》），主张抗金、改革弊政。居明招山讲学，晚年办丽泽书院，“四方之士争趋之”，形成“婺学”（又称“吕学”或“金华学派”）。与朱熹、张栻齐名，时称“东南三贤”、“鼎立为世师”。曾邀朱熹、陆九渊聚会鹅湖，辩论学术。其学调和朱、陆，“并兼取其长”（《宋元学案》卷五十一）而偏于陆。又受永嘉、永康学派影响，“合陈君举、陈同甫二人之学问而一之”（同上）。尚史学。为学主“明理躬行”，提倡经史以致用，为清初浙东学派之先导。著有《春秋左氏传说》、《春秋左氏传续说》、《东莱左氏博议》、《吕氏家塾读书记》、《历代制度详说》等。另编有《宋文鉴》等。 吕祖谦（1137—1181）南宋哲学家。字伯恭，学者称东莱先生。婺州（治今浙江金华）人。隆兴进士。曾任著作郎兼国史院编修官。与朱熹、张栻齐名，人称“东南三贤”，“鼎立为世师”。曾邀集鹅湖之会，力图调和“朱学”和“陆学”之间的矛盾并“兼取其长”，同时又接受永嘉学派经世致用的思想。宇宙观上偏重于陆九渊的“心学”，认为“心之为道，岂有彼此之可待乎？心外有道非心也，道外有心非道也”，又说“通天下无非己也”（《东莱左传博议》卷三）。在认识方法上汲取朱熹以“穷理”为本的“格物致知”说，但又提倡永嘉学派的务实作风。主张研究问题“不可有成心”，强调“参合审订”、“再三商榷”。重视民间的实际活动经验，认为“闻街谈巷语，句句皆有可听；见舆台皂隶，人人皆有可取”（《东莱文集·杂说》）。认为认识事物是没有穷尽的，不能对已知的任何事物无所怀疑。天下之大，事物繁多，人们必须不断发现和提出疑难问题，才能逐渐认识事物，故“小疑必小进，大疑必大进，盖疑者不安故而进于新者也”（同上）。赞同胡宏的“天理人欲同行异情”之说，认为“天理在人欲中未尝须臾离也”。但基本上主张“以礼节欲”的儒家传统观点，并由此而达到“纯乎天理”的境界。在教育思想方面，提出“讲实理，育实才而求实用也”（《东莱文集·大学策问》），认为“大抵为学，不可令虚声多，实事少，非畏标榜之病，当相互激扬之时，本心不实，学问已无本矣”（《东莱文集·杂说》）。重视历史的研究和文献的整理，认为历史是发展的，强调要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，就要发愤图强，有所“期”（追求理想），说“天下之势不盛则衰，天下之治不进则退，强而止于强，不能保其强”（《东莱博议·葵邱之会》）。认为历史上不论实行“王道”或“霸道”，都要通过人的努力来加以实现，“天下之为治者，未尝无所期也。王期于王，霸期于霸，强期于强；不有一的之，孰得而射之？……志也者，所以立是期也”（同上）。政治上主张抗金和改革弊政，认为当时“实百弊俱极之时”，“国仇未雪”，“邦本未宁”，必须进行社会政治改革。有《东莱文集》、《吕氏家塾读书记》、《东莱左传博议》、《东莱书说》等，还与朱熹合作编有《近思录》。 吕祖谦（1137—1181）宋理学家、文学家。字伯恭，学者称东莱先生。婺州（今浙江金华）人。绍兴二十六年（1156）应福建转运司进士举为首选。隆兴元年（1163）赐进士及第，改左迪功郎。中博学宏词科，授左从政郎改差南外宗教授。乾道五年（1169），差严州州学教授。六年除太学博士，同年十二月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。淳熙三年（1176），除秘书省秘书郎兼职如故，以重修徽宗实录。五年（1178）除著作佐郎兼史职，六月兼权礼部郎官。七年主管亳州明道宫。少受家学，长而从林之奇、汪应辰、胡宪游。后又与朱熹、张栻为友，时称“东南三贤”。为学主“明理躬行”，治经史以致用，反对空谈阴阳性命，开浙东学派先声。著有《吕氏家塾读书记》、《东莱左传博议》等。又编有《宋文鉴》、《古文关键》等。其为学有根柢，不涉空谈，故为文闳词辩博，体格豪迈，骏发犀利。朱熹虽与之为友，然病其学太杂，又谓其文字“轻儇”。实乃见祖谦文风，不合朱熹温雅要求，亦可反证其特色。其诗平实，成就逊于文。著有《东莱集》四十卷。生平事迹见《宋史》卷四三四、吕祖俭所撰《墓志铭》。 吕祖谦 1137-1181南宋哲学家。字伯恭，学者称东莱先生，宋婺州金华(今属浙江)人，祖籍寿州(治今安徽凤台)。始以荫补官，隆兴年间中进士，复中博学宏词科，历官太学博士，著作郎、国史院编修官、实録院检讨官。曾参与重修《徽宗实录》，奉命编纂《皇朝文鉴》。后以疾请归，除直秘阁，寻主管冲祐观、淳熙八年(1181)卒，谥曰“成”。力主抗金，“为宋代著名理学家，金华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，时与朱熹、张栻“鼎立为世师”，人称“东南三贤”。其学术得“中原文献之长”，以史学见长，以杂博著称。他曾邀集鹅湖之会，企图调和朱学与陆学之争，接受永嘉永派思想影响，兼容并蓄，主张，“明理躬行”，治经史以致用，反对空读阴阳性命之说，重视历史研究，其史学颇具新特色。在文学方面也颇有成就，其散文笔锋犀利，论说透辟。著作有《东莱集》、《吕氏家垫读书记》、《东莱左传博议》、《大事记》等，编有《宋文鉴》、《古文关键》等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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