| 常识 | 吕坤 |
| 释义 | 吕坤（1536—1618）明宁陵（今属河南）人，字叔简，号新吾、心吾。万历（一作隆庆）进士。官至山西巡抚，刑部左、右侍郎。认为宇宙本源于“气”，“天地万物，只是一气聚散，更无别个”（《呻吟语》卷四）。主张“形生于气”，然“气无终尽之时”，而“形无不毁之理”（同上，卷一）。指斥朱熹分道器、理气为二物说，“殊为未精”，认为“成象成形者器，所以然者道；生物成物者气，所以然者理”，并非“两物”、“两件”。谓“人定真足胜天”，反对命定论，指出“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”之说，“荒诞而不情”（《去伪斋文集·茔训》）。强调“心”的作用，宣称“举世都是我心，去了这我心，便是四通八达，六合内外无一些界限”（《呻吟语》卷一）。学贵自得，意在脱出道学樊篱，因以“新吾”自号。著作有《呻吟语》、《去伪斋文集》等。 吕坤（1536—1618）明哲学家。字叔简，号新吾。宁陵（今属河南）人。万历进士。三十八岁始官，历任户部主事，陕西左、右布政使，左、右佥都御史，刑部左、右侍郎。后辞官，归乡著书二十多年。在宇宙观上，认为“天地万物只是一气聚散，更无别个”（《呻吟语·天地》）。反对把道和器、理和气相分离，说“道无形，以万有为形”（《与总河刘晋川论道脉图》），“理者，气之自然者也”，“道器非两物，理气非两件”（《呻吟语·谈道》）。指出“气化无一息之停”（《呻吟语·性命》），阴阳二气的消长，天地万物的生灭，“续接不绝”。但强调“天地万物只有一个渐”（《呻吟语·天地》），否认激变。批判先秦以来的天人感应论，提出“人当法天”，“人定真足胜天”（《呻吟语·应务》），相信人有顺应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。反对生而知之和良知良能说，主张“知行并进格物”，说“知行二字，自始至终浑不相离”（《与孙立亭论格物第四书》），指出即使是圣人，“若欲周知，岂得不学？”斥责世儒“行不预言”，“学不适用”（《杨晋庵文集序》）。在修养上，提出“长善救失”、“达权长虑”、“善于用心”、“有过认过”、“不自是自私”等见解。政治上同情人民疾苦，指出“不生富贵人，贫贱安得死？”指责朱明王朝“无岁不灾，依科如故”。思想上也受朱陆的影响，说“天下事皆实理所为，未有无实理而有事物者也”。又说“举世都是我心”（《呻吟语·谈道》）。有《去伪斋集》、《呻吟语》、《阴符经注》、《四礼疑》、《四礼异》、《实政录》。 吕坤 1536—1618字叔简，号新吾，宁陵(今属河南)人。明穆宗隆庆五年(1571)进士，因丁母忧，神宗万历二年(1574)始援襄垣知县。历任户部主事、郎中、山东济南道参政，山西按察使、陕西右布政使和左、右佥都御史等职，官至刑部侍郎。关心民情日用，注重经济民生，提出“盈天地间，只靠二种人为命，曰农夫、织妇”。(《呻吟语》卷五)同情农民疾苦。二十五年(1597)上疏论天下安危，抨击时弊，疏入不报，又遭张位等诬劾，辞官归里，潜心著述。初习心学，中年以后摆脱理学影响，自言其学术立场，曰“我不是道学”，“我只是我”(《呻吟语》卷一)。以理学为无用的俗学，指斥道学先生非伪即腐，“伪者，行不顾言；腐者，学不适用”(《去伪斋集·杨晋庵文集序》)。视理学为儒者之异端，认为其各派均不值得效法，批评朱熹，否定王守仁心学。主张学术研究应以国家之存亡、万姓之生死、身心之邪正为出发点。在哲学上，认为“气”是宇宙的本源“天地万物只是一气聚散，更无别个”(同上)，并认为“气即是理。理者，气之自然者也。”(同上)主张道寓于器，认为“舍器则道为杳冥，舍道则器皆糟粕。道无形，以万有为形。”(《去伪斋集·与总河刘晋川论道脉图》)否认所谓圣人之道，提出道无津涯，鼓励人们发圣人所未发，为圣人所未为。论天人关系，反对天人感应论，主张任自然，夺自然，相信人有顺应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。反对人死为鬼的谬说。吕坤学术的创新与批判精神，对后世有积极影响。著有《去伪斋集》、《呻吟语》、《阴符经注》、《四礼疑》、《四礼异》、《实政录》等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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