| 常识 | 向秀 |
| 释义 | 向秀（约227—272）魏晋之际河内怀县（今河南武陟西南）人，字子期。“竹林七贤”之一。与嵇康交善。不愿仕进。后曾被任为黄门侍郎、散骑常侍。开注《庄子》的新风气，为之“隐解”，“发明奇趣，遂倡玄风”，颇为同辈友人所叹服。但余《秋水》、《至乐》二篇注释未竟而卒。后郭象以向注为基础，“述而广之”，别为一书。向注早佚。现存《庄子注》可视为向、郭二人之共同作品。反对“贵无”，认为万物皆“块然自生”，以神秘的“自生”代替“无”为世界的造物主。主张“名教即自然”，君臣、上下之分是“天理自然”的体现，人人应“安分自得”。着重在以道合儒，而与王弼之重在以儒合道者有别。能诗赋。曾作哀吊嵇康、吕安的《思旧赋》，著有《向子期难养生论》（辑入《嵇康集》）。另著《周易向氏义》，已佚，佚文收入《玉函山房辑佚书》。 向秀（约227—272）魏晋之际玄学家、文学家。字子期。河内怀（今河南武陟西南）人。与嵇康、阮籍、山涛、王戎、刘伶、阮咸并称“竹林七贤”。早年淡于仕途，有隐居之志。后嵇康被司马昭杀害，为避祸计，不得已而出仕。官至散骑侍郎、黄门侍郎、散骑常侍。但“在朝不任职，容迹而已”（《晋书·向秀传》）。好老庄之学，据《晋书·向秀传》，他曾作《庄子隐解》，于旧注外为解义，“发明奇趣，振起玄风，读之者超然心悟，莫不自足一时。惠帝之世，郭象又述而广之”。目前一般均认为向秀注本已佚，佚文散见于《世说新语》、《列子注》、《文选注》、《经典释文》等著作中。在自然观上提出万物“自生”、“自化”，各任其性的主张，认为“吾之生也，非吾之所生，则生自生耳。生生者岂有物哉？”“吾之所化，非物之所化，则化自化耳。化化者岂有物哉？”（《列子·天瑞注》引）否认有一“生生者”作为万物的主宰，认为万物是自生的。但同时又认为“明夫不生不化者，然后能为生化之本也”（同上），最终承认有一个“不生不化”的“生化之本”，即自然：“同是形色之物耳，未足以相先也。以相先者，唯自然也。”表现了其思想仍未摆脱“贵无论”的影响。作《难养生论》一文，认为“人含五行而生，口思五味，目思五色，感而思室，饥而求食”，这些都是“自然之理”，“但当节之以礼耳”。主张顺应“自然之理”，反对用压抑性情的办法求长生。在当时具有调和“自然”与“名教”的倾向，反映了他“以儒道为一”的政治态度。主张“君臣上下”，皆出于“天理自然”，不可因“逍遥”而违反“名教”。擅诗赋。曾著《思旧赋》以吊嵇康、吕安，载《文选》和《晋书》本传中。另有《周易注》，已佚。唐李鼎祚《周易集解》存有部分佚文。 向秀（约227—272）魏晋之际哲学家、文学家。字子期。河内怀县（今河南武陟西南）人。朗达有俊才。少为山涛所知，又与嵇康、吕安友善，为“竹林七贤”之一。官至黄门侍郎、散骑常侍。曾为《庄子》作注，“发明奇趣，振起玄风”，尚余《秋水》、《至乐》二篇注释未竟而卒。后郭象“述而广之”，别为一书。向秀注本已佚，其注散见于《世说新语》、《列子注》、《文选注》、《经典释文》等书中。在自然观上，提出万物“自生”“自化”，各任其性的主张。认为人思五味、五色是“自然之理”，“但当节之以礼”。主张顺应自然之理，反对用压抑性情的办法求长生。又主张自然与名教统一，合儒道为一。擅诗赋。曾作《思旧赋》，悼念亡友嵇康、吕安，从侧面表示对当时政治现实的不满，颇为有名。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存其文二篇。生平事迹见《晋书》卷四九、《世说新语·言语》。 向秀 约227—272字子期，河内怀(今河南武陟西南)人。官历散骑侍郎、黄门侍郎、散骑常侍等职，在朝不主事，挂名而已。与嵇康、阮籍等交深，为“竹林七贤”之一。好老庄之学，为《庄子》作注，于旧注之外广求隐解，“发明奇趣，振起玄风，读之者超然心悟，莫不自足一时也”(《晋书·向秀传》)。其书失传，佚文散见于其他书中，尤其是郭象的《庄子注》中保存了不少他的观点。在自然观上提出万物“自生”、“自化”，认为：“吾之生也，非吾之所生，则生自生耳。生生者岂有物哉？”(《列子·天瑞》注引)否认有造物主存在。但又提出“明夫不生不化者，然后能为生化之本也”(同上)，承认一个“不生不化”的“生化之本”存在，这种玄虚之说反映出他的思想仍有“贵无”倾向。在政治思想上，试图调和“名教”与“自然”的矛盾，以达到儒道合一。他认为“口思五味，目思五色，感而思室，饥而求食”，均是人的“自然之理”，“但当节之以礼耳”(《难养生论》)。这种观点迎合了当时门阀世族既要以礼教维护其等级特权，又要借“自然”表现所谓超凡脱俗、放诞不羁的需求。擅诗赋，曾撰《思旧赋》以吊嵇康、吕安，文辞充满悠远悲凉之感。另有《周易注》，已佚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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