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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识 刘宗周
释义 刘宗周(1578—1645)明浙江山阴(今绍兴)人,字起东,号念台,晚更号克念子。又号蕺山。万历进士。以母丧,长期里居讲学。万历四十年(1612)任行人,旋避党争告归。天启元年(1621)召为礼部主事,因劾魏忠贤,停俸半年。累官光禄丞、尚宝少卿、太仆少卿,四年起右通政,固辞,再忤魏忠贤削籍。崇祯元年(1628)任顺天府尹。三年谢病归。讲学于石篑书院,办证人学社,倡诚敬、慎独之说。十五年擢左都御史,忤旨落职。福王时因疏陈时政遭马士英等人忌恨,不被用。清兵南下后,绝食死。著述甚丰,有《刘蕺山集》、《刘子全书》、《榕檀问业》等。
刘宗周(1578—1645)明末哲学家。字起东,号念台。因讲学蕺山,学者称蕺山先生。山阴(今浙江绍兴)人。万历进士。官至南京左都御史。清军陷杭州,绝食而卒。曾筑证人书院。黄宗羲、陈确为其学生。认为“盈天地间,一气而已矣”(《体认亲切法》),万物均从“即有即无”的气中化生。反对宋儒“理在气先”说,指出“理即是气之理,断然不在气先,不在气之外”(同上)。提出“人以天地万物为一体”,说:“人合天地万物以为人,犹之心合耳目口鼻四肢以为心。今人以七尺言人,而遗其天地万物皆备之人者,即不知人者也。”(《来学问答·答秦宏祐》)用“气”贯通“性”、“道”、“理”。“性即气,气即性,人性上不可添一物。”(《证学杂解·解十九》)又说:“气聚而有形,形载而有质,质具而有体,体例而有官,官呈而性著焉。”(《原性》)人性是由自然的气质形成的。认为“须知性只是气质之性,而义理者气质之本然,乃所以为性也;性则是人心,而道者人之所当然,乃所以为心也。人心道心只是一心,气质义理,只是一性”(《读书说》)。初步阐述了一种以气质为本体的自然人性论。认为人心由阴阳二气化合而成,心者“一物而已”。“道心”、“义理之性”即存在于“人心”、“气质之性”之中,“道心即人心之本心”,“道心即在人心中看出”(《学言》上)。具有反理学传统的意义。在道德修养论上,创慎独说。黄宗羲说:“先生之学,以慎独为宗,儒者人人言慎独,唯先生始得其真”(《明儒学案·蕺山学案》)。强调道德修养的自觉性。认为慎独即“毋自欺”,“离独一步便是人伪”(《学言》上)。“慎独只是个微字,慎独之功亦只于微处下一着子。”(同上)力倡“诚敬”,指出“为学之要,一诚尽之矣,而主敬其功也,敬则诚,诚则天”(《易箦语》)。要求通过“克己”、“择善”来达到“诚敬”。反对理学家的禁欲主义的修养论,认为“欲与天理只是一个,从凝处看是欲,从化处看是天理”(《学言》上)。以为“生机之自然而不容己者,欲也”(《原心》)。“至诚”、“见独”是刘宗周的道德理想。这在他的生死观中得到充分体现,认为人生置于“天地万物一体”,“原来生死只是寻常事”(《死生说》)。但“死而有益于天下,死之可也;死而无益于天下,奈何以有用之身轻弃之”。又说“国存与存,国亡而亡,古之制也,吾将安之乎!”“吾辈断无生路,行亦死,住亦死,做事亦死。等死也,与其默默而死,毋宁烈烈而死”(《年谱》),表现了爱国志士的崇高气节。有《刘子全书》、《刘子全书遗编》。
刘宗周(1578—1645)明学者、诗文家。字起东,号念台,晚更号克念子。山阴(今浙江绍兴)人。万历二十九年(1601)进士,天启初为礼部主事,历右通政,以劾魏忠贤、客氏,削籍归。崇祯初起顺天府尹,累迁左都御史,后革职归。南明福王时,起复原官。以劾马士英等人不见用,告老还乡。杭州失守,绝食死。门人私谥正义,清朝追谥忠介。为晚明著名理学家,其学以诚意为主,慎独为功。著有《刘蕺山集》、《周易古文钞》、《论语学案》等。生平事迹见《明史》卷二五五、《明儒学案》卷六二。

刘宗周  1578—1645

初名宪章,字起东,号念台。因讲学蕺山,学者称蕺山先生。山阴(今浙江绍兴)人。明神宗万历二十九年进士,历官行人司行人、礼部主事、尚宝司少卿、顺天府尹、工部左侍郎、左都御史等职。一生尚气节,重操守,刚直敢言。熹宗天启间,参与东林党活动,上疏指斥魏忠贤擅权。毅宗崇祯间,因上书谏陈革除弊政,被革职为民。南明弘光政权初建,又疏陈时政,为马士英所不容。南明政权覆灭后,绝食而卒。宗周通籍四十五年,实立朝者四年。为官正直清廉。长期在野,同情人民疾苦,主张“重民命”,“厚民生”(《刘子全书》卷十五《祈天永命疏》)。曾筑证人书院,黄宗羲、陈确、张履祥等是其学生。为学宗陆、王,认为“天下无心外之理,无心外之学”(《刘子全书》卷四十《先君子蕺山先生年谱》)。提出“气”是构成天地万物的本原,也是产生精神性的“理”的根源,认为“离气无所谓理”(《刘子全书》卷十一《学言》)。反对宋儒“理在气先”说,指出“理即是气之理,断然不在气先,不在气外”(同上)。主张“道不离器”,认为“道理皆从形器而立。离形无所谓道,离气无所谓理”(同上)。其人性论,主张人性是人出生之成形成的,是以人的身体和气质为依据的,并提出“有心而后有性”,“性者,心之性”(《刘子全书》卷十三《会录》)。认为“义理之性”与“气质之性”二者是“俱善”的关系,“无理”与“人欲”是相统一的,将“人欲”看作人的生理的自然要求,主张遏人欲,存天理。在认识论上,刘氏提出“离物无知”,针对王守仁“良知不由见闻而有”的命题,提出“良知何尝离得闻见”的命题。在致知问题上,反对王守仁的“心悟”,提倡“学而知之”和“读书为格物致知之要”(同上卷十二《学言》下)。然而他又提出,“求道之要,莫先于求心”(同上卷十九)“识不待求,反之即是”(同上卷六)的“内省”“反求”的认识功夫。在道德修养上,提倡“慎独”、“敬诚”之说。对学持批判态度。临终对“心学”与禅学合流趋势有所认识,指出“良知之说,鲜有不流于禅者”(《刘子全书》卷四十《先君子蕺山先生手谱》)刘氏为明末著名儒家大师,其学问之渊博和气节之高尚,为当时和后世所称道。《明史》赞曰:“其论才守,别忠佞,足为万世龟鉴”(本传)。刘氏作为蕺山学派的创建者,其某些背离理学思想的进步观点,被他的学生所继承和发展,成为明末清初早期启蒙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著有《刘子全书》、《刘子全书遗编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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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新时间:2025/2/10 22:39:25