| 常识 | 农业 |
| 释义 | 农业农业是西夏重要经济部门。党项先人原以畜牧业为主。十一世纪，继迁占领了灵州和兴州。党项族野利部在洪、宥州一带经营农业。十一世纪，继迁等率部占领了灵州、兴州等地，得到了适于农耕的沃野。后来又占领河西走廊，并扩充了甘、凉、肃州等地的农业区。在对宋战争中，不断掳掠汉人，并把大批汉人迁到兴州、灵州一带从事农业生产。夏宋接壤的边境地区，蕃汉人民长期杂处，互相交流生产经验，在汉人影响下，一部分党项人也学会农耕，转牧为农，使西夏的农业发展起来。西夏农业的成就，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。一是采用了汉族较先进的生产技术。夏人使用的农具有犁、铧、耧、镰、锄、钁、杴、锹、碌碡、刻叉、车、碾、碓、硙等，大致与宋朝西北地区一样，耕稼方法也略与汉同。二是重视水利灌溉设施的兴修。《西夏书》说：西夏有六十八条大小渠道，灌溉着九万顷土地。三是在宋夏交界地区，开垦大量荒地，扩大了耕地面积。四是广泛采用牛耕。安西榆林窟壁画有“二牛抬杠”犁地图，形象地反映了西夏牛耕的情景。西夏农产品主要有麦、稻、大麦、荞麦、荜豆、粟、青麻子、豌豆、黑豆等。西夏人民，包括牧民，大多以农产品为主食，所以西夏统治者十分重视扩大农田和储存粮食。
农业契丹是游牧民族，农业发展较晚。辽太宗时才开始有开垦农田的明确记载。占领燕云十六州后，契丹社会经济向半牧半农转化。从太宗起，辽朝不断颁布保护农田的诏令。会同九年(947)诏“敢伤禾稼者，以军法论”(《辽史·太宗纪》)。圣宗时，保护农田，奖励垦荒，促进了农业发展。在辽海地区“编户数十万，耕垦千余里”。道宗时派耶律唐古率部在胪𦚧河(克鲁伦河)边屯田垦荒，丰收后，移屯镇州(鄂尔浑河上游古回鹘城)，连续获得十四次丰收，积谷几十万斛。中京地区，马人望任中京度支使，到任经营半年，积粟十五万斛。东京道的咸、信、苏、复等五十余城，均设和籴仓，各处积谷不下二三十万石。“辽之农谷，至是为盛”(《辽史·食货志》)。辽朝农作物有稻、麦、粱、黍。燕云地区以稻麦为主，契丹旧地和奚人多种穄(音ji)。辽朝已种植西瓜，传入金、宋，才逐渐为汉族农民普遍种植。辽地多半是沙碛，三时多寒，春秋要及时耕种收获。种黍要根据地势高下，与中原不同。辽朝在北方风沙地带，因地势高下，在垅上作垅田，是农耕方面的一个创造。辽朝各族农民，共同努力发展了农业，开发了边疆地区，为我国历史的发展作出了贡献。
农业汉代的农业是在战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，其生产规模、生产工具、生产方法，比之前代都有所突破，为中国二千多年的农业树立了模式，影响非常深远。首先生产工具的改进，畜力使用的推广，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。汉武帝时赵过推广耦犁、铁犁较过去有很大改进。这时犁铧已用全铁，不仅是以铁包口；铁犁加大，由过去的犁小用一牛拉挽(用“角轭”)，改为二牛抬杠(用“肩轭”)共挽一犁，一人扶犁，一人按辕，一人牵牛。耦犁发明之始，已出现“犁箭”的装置，但还是固定的，耕地深浅须由按辕之人来加控制。后来续有改进，发明了活动式犁箭，省去了专门的掌辕人；同时，推广了新的驾牛技术(用牛环穿鼻，以绳索系于犁梢)，可由扶犁人掌握导牛，取消了牵牛人。最迟到西汉末，三牛三人已变为二牛一人犁耕的形式。从西汉中期起，铁犁的犁铧已有不同的形制，分别用于开垦生地，翻转熟地和开沟作渠等不同场合。西汉末在犁铧上边还有了名为“犁壁”(又名“犁镜”、“犁碗”)用来翻土的复合装置。犁壁成菱形或板瓦形的，可向一侧翻土；成马鞍形的，可向左右两侧翻土。有了犁壁且有犁箭调节耕地的深度，就可翻耕土地，开沟培垄，这是生产工具的重大改革，自此铁犁在一段时间内已经基本上定型化。到西汉末有的地方且逐渐采用了一人一牛双长辕挽犁的耕地方法，比回转不便的二牛抬杠更为轻便。在播种工具方面，汉武帝时还发明了耧车，这是播种方法的一次革新，也为后世长期使用。在农产品加工方面，武帝时已有畜力挽转的大石磨；西汉末筛谷已用风车；两汉之际更出现了水碓，功效比杵臼高许多倍。 生产技术的提高是农业发展的又一重要因素。汉代在栽培和施肥方面也有许多发明创造。如代田法、区田法、溲种法、穗选法、调节稻田水温法，以及复种、轮作、间作、混作等各种方法。成帝时的农官汜胜之著有《农书》(见《汜胜之书》)，把当时农业生产上的先进经验加以总结。这些进步的农业技术在整个古代处于世界的前列，和生产工具一起，相互补充，形成了中国独有的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。汉政府注意兴修水利，武帝时穿渠溉田更形成高潮。漕渠、龙首渠、六辅渠、成国渠、灵轵渠、𣲗渠，还有更有名的白渠，都在这时完工。东汉时，修治了黄河、汴渠，也修复了许多旧渠，并利用陂池畜水放水。对农业生产的增加收到很大效果。由于上述有利于农业生产发展的各项条件的作用，土地单位面积的粮食(以粟麦为主)产量，比战国时有所提高。荀悦在《汉纪》中说，文帝时“百亩之收”。为“三百石”。有水利灌溉的土地，产量更高：“故卤地，诚得水，可令亩十石”。行代田法，亩产可增一石左右；区田亩产可高达数十石。在两汉时，全国垦田面积已达七、八百万顷(百步为亩的小亩，则一顷合28.8市亩)，城乡人口平均每人可摊得耕地面积十三、四亩(约合四市亩)。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，出现了一定数量的专门以出售为目的、以经济作物为主要内容的商品生产。如“安邑千树枣；燕、秦千树栗；蜀、汉、江陵千树桔；淮北、常山以南，河济之间千树萩；陈、夏千亩漆；齐、鲁千亩桑麻；渭川千亩竹”;“山居千章之材”。还有带郭之地的“千亩卮茜”、“千畦姜韭”等。“冬生葱韭菜茹”的温室栽培法在汉代已先在皇家应用，而后逐渐推广到民间。同时畜牧业，也有显著的发展。“陆地牧马二百蹄，牛蹄角千，千足羊，泽中千足彘”，经营这样生产规模的人“皆与千户侯等”。养马，因军事和交通运输的需要，更得到鼓励。武帝时官府在西北养马达三十万匹。马也可以代替牛用于农耕。 农业东汉时期的农业生产比西汉有了更大发展，这和耕牛与铁农具更加广泛地使用以及兴修水利紧密相关。 在西汉后期，黄河流域使用牛耕已较为普遍，而东汉时，牛和农业生产的关系更为密切。《后汉书》里有多次牛疫的记载。而且使用牛耕的地区也在不断扩大，光武初年，任延任九真郡(治今越南清化西北)太守，教百姓使牛耕，使农田数量年年增加。可见牛耕的范围已经括展到边疆。 同时，铁农具也被广泛使用。在黄河，长江两大流域的各个省份的考古工作中，都有大量的属于这一时期的铁农具出土。在云南、贵州、广东、广西、甘肃、内蒙古等边远地区，也有不少铁农具被发现。一般说来，属于这一时期犁铧刃部加宽，头部的角度缩小，这样的犁利于深耕，快耕，而且坚固耐用。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新式铁农具，重要的有全铁曲柄锄和钹镰等。曲柄锄是中耕农具，全铁曲柄使用起来既坚固而又省力。而钹镰是割草用的大镰刀，长约三十五厘米，接以长木柄，农民可以直立割草，生产效率大大提高。 自西汉末年以来，水利长期失修，河水“侵毁济渠，所漂数十许县”(《后汉书·王景传》)。汴渠亦溃决，黄河之水自汴渠东侵，淹没兖、豫二州的许多地方。 东汉初年，官府已开始注意兴修水利。明帝时，命民间水利专家王景和将作谒者王吴主持修浚仪渠(在今河南开封)。王景用“墕(yan)流法”控制水势，消除了水患。后来明帝又令王景、王吴主持修治黄河和汴渠，为了这项工程而征调的农民和士卒有数十万人。王景等自荥阳东至千乘(今山东博兴)海口千余里，勘察地形，决通壅积，疏浚河道，十里立一水门，控制水流和水量。用了约一年多的时间，费钱约有百亿，完成了这一工程。从此，黄河和汴水分流，两水沿岸出现了大量的淤土，后来多开为良田。黄河经过这次整治之后，大约有八百多年(到1048)的时间，未再发生改道之事。 另外，当时的一些郡守县令也重视本地区的水利建设。如邓晨任汝南太守，用民间水利专家许杨为都水掾，主持修复鸿郤陂(今河南正阳、息县间)，历时数年，起塘四百余里，灌溉良田数千顷，“汝土以殷，鱼稻之饶，流衍它郡”(《后汉书·邓晨传》)。后来何敞也担任汝南太守，主持修治鲖阳(今安徽临泉)旧渠。渠修复之后，不仅灌溉方便，而且还增垦田地三万顷。杜诗任南阳太守，大力修治境内陂池，开垦荒地，南阳逐渐富足。张堪任渔阳太守，在狐奴(今北京顺义东北)开稻田八千余顷，引沽水和鲍丘水(今潮白河)以灌溉田地，使这个地区逐渐富足。当地百姓高兴地唱道：“桑无附枝，麦穗两歧，张君为政，乐不可支。”(《后汉书·张堪传》)顺帝时，马臻任会稽太守，在会稽、山阴两县修镜湖，周回三百多里，灌田九千多顷。此外，下邳、广陵、河东、河内、河南、左冯翊等郡国，也修复或新开了许多湖陂沟渠，灌田多者达三万余顷，少者也有数百顷。这些水利设施的建设，对于农田灌溉和交通运输都起了很大作用。 与此同时，聪明智慧的劳动人民还利用水力进行生产活动。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水碓和水排。水碓是粮食加工工具，主要用于舂米。这种工具的效率，比用手工操作提高了一百倍，比用足蹬提高约十倍。用水排鼓风以冶铸铜铁，也提高了生产力。这两种水力驱动机械的运用，都大大节约了人力。东汉末年，人们还发明了翻车，翻车就是龙骨水车，“设机车以引水”(《后汉书·张让传》李贤注)。又发明了渴乌，“为曲筒，以气引水上也”(同上)，大概是使用了虹吸管的原理。这些，在当时世界上也是先进的生产工具。 由于大力修筑水利设施及牛耕，铁农具的广泛使用，粮食产量也增加了不少。据仲长统说：“通肥硗之率，计稼穑之入，令亩收三斛。”(《后汉书·仲长统传)这与西汉的“百亩之入，不过百石”相比，粮食亩产大大增加(斛、石，皆为十斗)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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