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汉末年部分官僚士大夫因反对宦官专政而被罢官禁锢，甚至被株连杀害，史称党锢之祸。东汉桓帝时，宦官专政，不仅造成了深重的社会危机，而且严重地侵犯了部分官僚士大夫的切身利益。以李膺、陈蕃为首的官僚与太学生郭泰、贾彪等联合，议论政治，品评人物，抨击宦官专权。延熹九年(公元166年)，宦官使人诬告李膺交结诸郡太学生徒，朋比为奸，诽讪朝廷。汉桓帝下诏逮捕党人，收系李膺等二百多人。次年，虽把党人赦归田里，但禁锢终身，不得为官。此为第一次“党锢之祸”。建宁元年(公元168年)，灵帝即位，窦太后临朝，外戚窦武掌握政权，同陈蕃合作，起用李膺等被禁锢的党人，并密谋消灭宦官势力，事泄，窦武兵败自杀。建宁二年，打击过宦官的张让，被人诬告共为部党，图谋社稷，受到追捕，宦官乘机收捕党人，李膺、杜密等人皆死于狱中，被牵连而死亡、迁徙、废黜、禁锢者达六、七百人。熹平元年(公元172年)窦太后死，有人在朱雀门阙上书写反宦官专政的文字，宦官又四出逐捕党人和太学生一千余人。熹平五年，朝廷下诏规定：凡是党人的门生故吏、父子兄弟以至在五服之内的亲属，一律免官禁锢。此为第二次党锢之祸。中平元年(公元184年)，黄巾起义爆发，汉灵帝才大赦党人，诸徙之家皆归故乡。

东汉自从和帝之后，宦官、外戚交相掌权。延熹二年(159)，桓帝与宦官单超、具瑷、唐衡、左悺、徐璜五人合谋，消灭外戚梁氏，单超等五人同时封侯。从此宦官垄断朝政，他们排斥打击正直有为士大夫，重用自己的亲朋好友以及投靠自己的官僚。同时还恣意妄为，滥杀无辜，贪财乐货，盘剥百姓。遂使得一部分正直的官僚士大夫对国家、民族的前途深感忧虑，而京师还有三万多年轻气盛的太学生，这两部分政治势力便联合起来，以陈蕃、李膺、郭泰、贾彪为领袖，“遂乃激扬名声，互相题拂，品核公卿，裁量执政，婞直之风，于斯行矣。”(《后汉书·党锢列传序论》)其矛头当然主要对准宦官及其党羽，这对宦官集团形成了严重危胁，势必引起其猛烈反击。延熹九年(166)，司隶校尉李膺捕杀交通宦官，教子杀人的方士张成。宦官遂唆使张成弟子牢修上书桓帝，诬告李膺等人蓄养太学学生，交结诸郡生徒，互相帮助，结成同党，诽谤朝廷，惑乱风俗。于是桓帝大怒，通令天下，逮捕党人。李膺与太仆杜密及陈寔、范滂等二百多人皆被收捕，太尉陈蕃也因用人不当被免职。第二年，贾彪劝窦武上谏桓帝，请求释放党人。桓帝怒意渐解，遂下诏将党人赦归乡里，但终身禁锢，不得为官。这一事件发生后，士大夫阶层义愤填膺，群情激奋，范滂被释还乡，南阳士大夫迎之者车数千辆，这不啻是向朝廷的一次大示威。士大夫阶层还互相标榜，称窦武、陈蕃、刘淑为三君，李膺、杜密等八人为八俊，郭泰、范滂等八人为八顾，张俭、翟超等八人为八及，度尚、张邈等八人为八厨；由此，士大夫与宦官集团之间的斗争更加激烈。永康元年(167)，桓帝病逝。窦太后临朝，窦武等人扶立刘宏为帝，是为灵帝。大将军窦武与太傅陈蕃起用党人，欲诛宦官，其事不密，反为其所害。李膺及被陈蕃、窦武所荐举者和门生、故吏，皆免官禁锢。建宁二年(169)，宦官侯览积怨于张俭，遂使人诬陷张俭与同乡二十四人“共为部党，图危社稷”(同上)。灵帝下诏追捕。宦官曹节又乘机讽有司奏捕前党人，李膺、杜密、范滂等一百多人考死狱中，妻子儿女皆徙边。此外，借机报怨及地方官员滥捕牵扯，以至死、徙、废、禁者又六七百人。熹平元年(172)，宦官又指使司隶校尉段颎逐捕党人和太学诸生一千多人。熹平五年，又下诏州郡，凡党人的门生、故吏、父子兄弟和五服之内的亲属，都免官禁锢。这次党锢，前后延续十几年，直到中平元年(184)黄巾起义爆发，灵帝才下诏赦免党人，党锢才告结束。而从此之后，东汉王朝也就名存实亡了。事实证明，社会要发展，国家要昌盛，就必须重用贤才，而摧残贤才的直接后果是社会倒退，国家分裂。